马得勇 陆屹洲:信息接触、威权人格、意识形态与网络民族主义——中国网民政治态度形成机制分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45 次 更新时间:2019-11-20 21: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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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得勇   陆屹洲  
bbs.9game.cn_【官方首页】-九游论坛既有的实证研究表明,无论是在意识形态,还是在具体的政治议题方面,中国民众的政治态度都存在明显的分裂。现实生活中关于民族主义的争论和相互攻讦也屡见不鲜。其次,如果我们将官方主导下的信息灌输(information exposure)视为民族主义强弱的决定性因素,那么合理的推论便是: 接触信息频率越高的群体将表现出越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事实上,在近年来的一系列民族主义运动(如打砸日本车)中,活跃分子的文化水平较低,接触各类信息的能力有限。与之相反,接触官方信息影响最多的应该是各级公职人员和接受国内思想政治教育更多的人群,但他们却很少表现出极端的民族主义倾向,更不会投身排外的游行和示威活动中去。最后,如果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是官方动员的结果,那么这种民族主义行为也应当是官方期盼的。事实上,中国民众在多次民族主义游行示威中往往超越官方控制,民族主义运动造成的后果也令官方头痛不已。bbs.9game.cn_【官方首页】-九游论坛这些现象表明,中国民众的民族主义态度和情感并非完全出自官方的动员和培育。因此,整体主义的解释路径并没有提供一个从宏观政治动员到微观政治态度的完整因果作用机制。

  

   因此,我们认为,从宏观政治结构到个体民族主义倾向之间的因果链中缺少重要环节,这些环节不会存在于宏观的政治和文化结构中,而只可能存在于个体的差异中。这些中间环节导致在同一政治体制和文化传统下的个体在诸如民族主义这样的政治态度上发生了分化。bbs.9game.cn_【官方首页】-九游论坛对于个体而言,在从政治信息接触对民族主义的影响过程中,一定存在某种个体内在特性作为中介变量发挥作用。在面对相似内容、相似频率、相似强度的信息时,具有这些特质的个体会对信息更加敏感,从而轻易地激发起民族主义情绪,不具备这些特质的个体则可能对信息反应冷漠,甚至出现逆反心理。

  

二、理论模型构建


   如上文所言,政治学家对于个体民族主义态度的解释并不充分,我们需要从更为微观的层面来观察和理解民族主义。bbs.9game.cn_【官方首页】-九游论坛在这方面,心理学家的贡献非常值得关注。心理学研究表明,民族主义是任何个体都无法完全摆脱的心理需求,而民族主义情感可以追溯到个体幼年时期的团体忠诚。根据认知发展的一般规律,个体在成长的过程中会逐渐将注意力从自身转移到对自己重要的人之上,从而产生对他人和社会的亲和性。因此对团体的归属实际上是社会化的正常结果,本质上更接近爱国主义而非民族主义。然而,在某些心理因素的介入下,这种积极的团队归属就会演化为对非团队成员的排斥与仇恨,而爱国主义也会异化为民族主义。其中,偏见与歧视是排斥他者的决定性因素,而威权人格则是有关偏见与歧视的重要测度。

  

   威权人格(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最早由阿多诺(T.W. Adorno)等学者提出,指向一种迷信、刻板、守旧、反智的心理人格。奥特迈耶(B.Altemeyer)则将威权人格细分为对权威的服从、对不服从者的批判和对传统价值的坚守,并由此发展出了右翼威权人格(right-wing authoritarian,简称RWA)量表。既有文献表明,拥有威权人格的个体往往会表现出“畏强欺弱”(above they bow, below they kick)的特点,这与民族主义者的行事风格如出一辙。bbs.9game.cn_【官方首页】-九游论坛此外,实证研究还发现,威权人格不仅直接影响个体的政治态度,还会导致个体对客观信息的误判,从而进一步加深偏见与歧视。另有文献表明,在存在威胁感的环境下,拥有高度威权人格的个体倾向于只接收与自己既有态度一致的信息而忽略其他内容,而威权人格又会提高个体对威胁性信息的关注。在威权人格和威胁感的相互强化中,个体的政治态度会变得越来越难以改变。此外,实证研究表明,个体心理中的威权人格和社会支配倾向(social dominance orientation)往往是一体两面的。社会支配倾向指对团体间不平等的偏好程度。高社会支配倾向的个体倾向于对他人的领导,乐于维护甚至是强化现存的等级差别。我们认为,信息作为连接宏观层次的政治体制对个体政治态度发挥影响的可观察变量,在其对个体政治态度产生影响的过程中,需要经过个体的威权人格这一中介变量的传导。个体威权人格的高低会加强或者减缓信息对个体态度的影响程度。

  

   意识形态是指一套有关理想的社会秩序是怎样的以及如何达到理想的社会秩序的信念体系,关乎人类政治生活的终极价值和理想。在大多数情况下,意识形态是最为一般、最为基础的政治态度,个体在具体政治议题上的倾向受到意识形态的“态度约束”。研究表明,持有相似意识形态的民众更容易在具体的政治议题上达成共识,而持有相异意识形态立场者则会在具体议题上产生纷争。因此,我们推测,意识形态是具体政治态度的重要来源,而外界信息应该会经过意识形态这个中间环节的传导,强化或减缓其对个体民族主义倾向的影响。

  

   在思想领域,存在各式各样的意识形态理论,在大众层面,“左”和“右”是人们概括个体意识形态立场的最为常用的话语。在西方语境中,“左”指代的是自由主义,而“右”指代的是保守主义。因此,民族主义这种传统的、排外的、不平等的政治态度是右派意识形态的典型表现。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意识形态中的“左”和“右”在不同文化背景下会发生位移,甚至会发生倒置。这种情况在(前)共产主义国家尤为明显。当代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左”和“右”与西方语境或中国历史上的意识形态划分也有着较大差异。在此前的研究中,笔者认为,对中国民众的政治意识形态可以从“个人权利—国家权力”(政治维度)、“政府干预—经济自由”(经济维度)和“对毛泽东功绩的评价”(历史遗产维度)三个维度加以测量。左派的典型特征是支持个体对国家的服从,赞同政府干预经济,同时高度评价毛泽东的功绩,右派则反之。因此,我们推测,在当代中国政治生活中,推崇本民族、本国至上的民族主义态度很可能受到左派意识形态立场的影响更多。换言之,左派的意识形态很可能孕育了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而右派的意识形态则对民族主义起到了抑制作用。

  

   综上所述,目前的研究对于民族主义的解释缺少连接政治信息与民族主义态度的关键环节,而政治心理和政治传播的研究则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思路。在此基础上,我们尝试在既有的整体主义解释框架之下,从微观角度探讨民族主义态度的生成过程。具体而言,我们认为,在信息接触和民族主义态度之间,很可能存在两个中介性变量,这就是威权人格和意识形态立场。这两个变量彼此可能存在关联,但并不完全等同,是两个相互关联但又独立发挥作用的变量。其中,由于个体的威权人格相较于其意识形态而言形成时期更早,因此在威权人格与意识形态之间很可能也存在因果关系。因此,本文的分析将从信息接触开始,探究其如何影响个体的民族主义态度。我们将分析从信息接触到民族主义态度之间是否存在直接效应,还是其通过威权人格和意识形态两个中介变量对民族主义态度产生间接效应。也即,我们将通过实证分析,证伪图1的解释框架,证实图2的解释框架。

  

  

   按照笔者的研究假设,从信息到态度的因果链条大体可以表述如下: 个体从外部接收到各类信息后,首先受到其威权人格特性的筛选和过滤,高威权人格者会倾向于支持那些与其特性相符的观点,不支持或者忽略与其特性不相符的观点。经过人格特性的筛选,内含不同政治框架属性的信息会被不同人格特性的个体接受或拒斥。这些经过威权人格处理的长期积累的信息将使个体形成较为稳定的政治意识形态。当现实中发生政治或社会事件和舆论热点时,个体将对这些具体事件形成自己的判断和态度。因此,对于部分个体而言,他们在判断某个事件舆论议题时,其威权人格和意识形态立场已经存在。信息在到达个体头脑中时,既定的意识形态立场将发挥中介作用,使个体在面对同一信息时做出不同的态度选择。当该信息所含框架属性与个体既定的人格特性和意识形态立场一致时,该信息将激活个体在该问题上的既有立场,使之表现出更加鲜明的态度; 当该信息所含框架属性与个体既定特性与意识形态相悖时,个体会漠视该信息甚至激发起个体的逆反心理,使其态度更加偏离信息框架属性; 当个体的人格特性和意识形态立场均不太明显或者并无既定立场时,信息框架能否影响其对特定议题的态度则可能受情境、政治意识水平等其他因素的影响。需要注意的是,本文的分析重点并不在于为民族主义态度的形成提供一个完整的解释( 要提供这样一个完备解释会更复杂) ,而是要在揭示信息与态度之间,威权人格和意识形态作为一种中介变量,如何影响个体的政治态度,即,要解释信息与态度之间的因果链条和作用机制。

  

   根据既定的研究目的,在下文中,我们首先分析中国民众的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之间的关系,然后根据上述分析框架对民众的民族主义态度的形成机制进行分析。

  

三、研究设计与概念操作化


   (一)数据来源

  

   本文实证研究部分所使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笔者主持的2017 年网民态度调查。本次调查从2017 年3 月开始为期1 个月,以微信、微博、爱调研等平台的网友为调查对象,采用网上调查的方式展开。原本计划在“猪八戒网”这一经常被学者用来收集调查数据的网络平台收集调查数据,但是后来发现该网络平台存在大量重复答题的情况,因此放弃这一途径。已经收集的数百份问卷也作为废卷处理。调查小组成员对于收回的问卷进行了人工检查和筛选,剔除了答题时间过短和疑似重复答题的样本。最终,调查获得了2379份有效样本,其中爱调研注册用户1478份,微博用户63份,微信及其他途径838份。

  

   (二)研究方法

  

目前社会科学中的定量研究大多采用线性回归分析方法,即在控制某些变量的基础上检验一些自变量对因变量影响的方向与大小。在对某一政治态度(例如民主价值观)进行概念操作化时,研究者往往需要将多个指标通过因子分析方法合成为一个因子之后再将其放入回归模型中进行分析,以减少多重共线性问题。从既有的研究成果来看,这种方法的操作较为简单,结果也便于解读,可以很好地帮助研究者发现和检验变量之间不易直接观察的相互关系。然而,线性回归分析的局限性也很明显。首先,对于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无法进行多重因果分析。因此,我们无法通过一个简单的回归模型来检验一个变量既作为因变量又作为自变量的情况。其次,每进行一次因子分析,我们就会漏损一部分信息量。如果备选项之间的相关关系不够强,那么最终得到的因子与我们实际测量的变量就会相去甚远。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回归模型中存在提取的因子,那么,研究的效度就可能会受到影响。再次,回归分析要求自变量彼此独立,但事实上这一条件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很难满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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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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