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宗强:论明代景泰之后文学思想的转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55 次 更新时间:2015-01-27 08:4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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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宗强 (进入专栏)  

   论明代文学与文学思想者,以台阁体文学为有明文学思潮之始。www.le739.com_【官方首页】-乐盈彩票网其后或接以李东阳,将之视为弘治后期兴起的复古文学思潮之先导;或接以李东阳,而将之视为一独立流派,即所谓茶陵派者①; 或直接接之以前七子的复古思潮,而将台阁文学思潮至前七子复古思潮的百馀年间,看作台阁文学思潮发展的三个阶段。自台阁文学思潮全盛之永乐朝,至弘治后期复古思潮的兴起,文学思想潮流究有何种变化,确实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提出,在台阁文学思潮全盛之后,有一个文学思想缓慢转变的过程。从景泰至成化末、弘治初的四十馀年间,存在着一个文学思潮的过渡期。这一过渡期时段的设定,自上限言,是景泰之前台阁文学思潮的主要人物已离开文坛。www.le739.com_【官方首页】-乐盈彩票网自下限言,是这一过渡期的一大批作者如李贤、岳正、柯潜、韩雍、卞荣到成化末已先后离世;少数活到弘治初的作者,如张宁、王越、陈献章都已到晚年,文学观念并无明显的变化。弘治八年(1495),李东阳领袖文坛②,开始了文学思想发展的又一个段落。

   一

   景泰后文学思想转变之一重要表现,是台阁文学思潮失去了它生存的条件,与它的领导核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我们都知道,台阁文学思潮产生之基础,是政权的力量,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皇帝的意旨。早在这一思潮奠基的洪武朝,它就与政权密不可分。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制礼作乐,严格等级关系;以程、朱理学一统思想,强化思想管制。以统一的思想标准选拔人才,如规定标准的《五经》注疏本为教学与科举考试的依据;又命刘三吾删去《孟子》中不利于皇权绝对权威者共八十五章,重编为《孟子节文》,以之为录取人才之思想标准。他亲自撰写《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颁示全民,每户一本,人人读,且作为学校课本。www.le739.com_【官方首页】-乐盈彩票网此一种之思想统制,在历史上亦属罕见。www.le739.com_【官方首页】-乐盈彩票网对于士人之政策,则是既用又压。一方面,他善用人才,礼聘名士,与廷臣诗酒倡和,营造君臣和睦之气氛。今存他与廷臣倡和的诗就有三十三首之多。同时他又残酷杀害稍有过失或不为所用的士人,如高启、王彝、陶凯、李仕鲁等的被杀,宋濂、刘基的死于非命等等。严格的思想管制与对待士人既用又压的政策,以及士人有限的生存空间,就是明初文学思想发展的环境。朱元璋还亲自整顿文风,前后七次诏谕文风改革,甚至动用刑罚,廷杖文辞繁琐的大臣。他主张文章要实用,文辞要平实,反对骈丽,反对繁辞;要尊典谟、崇古训。www.le739.com_【官方首页】-乐盈彩票网他通过政策导引和日常言行,规范了文学走向。在政权力量的干预下,自然也便形成了颂美、追求平和雅正、表现雍容典则开国气象的文学思想主流。洪武朝此种文学思想,事实上已为永乐之后台阁体文学思潮的全盛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永乐朝在政权上得到进一步的拓展和巩固,大一统的思想文化环境也随之进一步强化。朱棣一登帝位,就严令遵太祖之旧制,“礼乐制度,咸有陈规”。永乐三年(1405)他对将到文渊阁读书的新科进士说:“然当立志远大,不可安于小成,为学必造道德之微,必具体用之全;为文必驱驰班、马、韩、欧之间。如此立志,日进不已,未有不成者。”[1](卷三十八,P643) 他已经给为文定下了班、马、韩、欧的偶像。此类偶像,特别是欧阳修,后来一直成为台阁体作家推崇的对象。永乐十八年,时为太子、后来的仁宗皇帝朱高炽过滁州,登琅琊山,访醉翁亭,对随行的杨士奇谈了他对欧阳修的崇敬之情。《明太宗实录》称:“盖皇太子为文章尤善修,每曰三代以下文人,独修有雍容和平气象;尤爱其奏议切直,尝命刊修文以赐群臣,且谕之曰:‘修之贤非止于文,卿等当考其所以事君者而勉之。’”[1](卷二百三十,P2231) 黄瑜《双槐岁钞》也说:“仁庙潜心经学,礼重宫寮,文仿欧阳,诗尚《选》体。宣庙承之,天资颖异,制作如《广寒殿记》之类,虽巨儒莫及,诗歌词理尤纯粹。”[2](P63) 永乐、洪熙、宣德三朝,皇帝都极其喜欢欧阳修,看重其忠君之心与其文风的雍容和平气象。永乐一朝,编《四书五经大全》和《性理大全》,进一步强化程、朱理学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大规模编纂《永乐大典》,不仅丰富了文化积累,也培养了一大批文化精英。永乐、洪熙、宣德三朝的皇帝,也都跟朱元璋一样,喜欢作诗,常与廷臣倡和。当然,从他们现存的诗作看,那水准实在不敢恭维。但是自其导向言,则似不应忽视。这三朝,可以说是有明皇权统治的极盛时期。国力的强盛、思想的一统、文化的繁荣,给台阁文学思潮的高度发展准备好了一切条件。这时,以杨士奇、杨荣、杨溥、胡广、金幼孜、黄淮等为代表的一批台阁重臣,便出来引领文坛,形成台阁文学极盛的局面。台阁文学思潮的核心,是正统儒家的文学观,主张传圣人之道与鸣国家之盛,提倡典则雅正、和平温厚的文风,强调服务于政权。我们以往研究古代文学思想,不注意朝廷的文化政策,不注意皇帝的文学观念,而其实,这是很重要的。台阁文学思潮从奠基到极盛,就是一个显例。这一思潮产生的重要基础,就是皇帝个人的意愿与政权的力量。而此一思潮之得以推行,则有赖于台阁重臣如三杨们所形成的领导核心。

   台阁文学思潮的兴起与政权有密切的关系,而其衰落,亦与政权关系甚大。政局巨变,思潮的核心人物退出文坛,继任的台阁重臣台阁文学观淡化,为此一思潮衰落之主因。

   台阁文学思潮的主要人物胡广死于永乐十六年(1418),金幼孜死于宣德六年(1431),黄淮死于正统十四年(1449),作为永乐、洪熙、宣德、正统四朝台阁重臣、也是台阁文学思潮灵魂人物的三杨,于正统五年(1440)、九年(1444)、十一年(1446)相继去世。三杨与黄淮,虽然活到正统朝,而他们的影响已减弱,他们事实上已相继退出文坛。此时的政治局面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正统六年宦官王振开始弄权。三杨死后,大权完全落到王振手里。正统十四年,在王振的耸动下,正统皇帝朱祁镇亲征瓦刺,兵败土木堡,全军覆没,二十四岁的朱祁镇被瓦刺俘虏。皇帝被俘,国之大辱。之后郕王继位,是为景泰。景泰一朝,政局安危与皇位更替带来种种的矛盾,使皇帝无暇亦无心顾及文事。且景泰皇帝不久又荒于女色,甚至召妓女入宫。而大臣则“皆全躯保位,无报国忠”。[3](卷三,P75、P72) 景泰皇帝在位才七年,数年前已从瓦剌放回的朱祁镇于景泰七年复辟,是为天顺。皇位的争夺开始了大规模的报复,景泰朝的重要阁臣商輅、萧鎡被除名为民,江渊被谪戌,王文与于谦被杀,朝政震荡。成化朝又是宦官汪直专权,廷臣多依附于他的门下,“堂堂翰林,相率拜内竖之门”。[3](卷四,P99) “当是时,朝多秕政,四方灾伤日告。”[4](卷一百六十八,P4524) “成化秕政多,一坏于汪直,再坏于李孜省,传奉满朝,贪谀成风。”[3](卷四,P103) 廷臣党分南北,进退任情,相互争斗。当时的重要阁臣万安、刘吉、彭华、尹直人品都不好,“阁老乃为内臣轻鄙,时事可知”,万安还向皇帝进房中术。“惟万、刘蟠踞凡二十年,至弘治始罢。揆地浊秽莫甚此时。”[3](卷四,95) 景泰、天顺、成化三朝君臣之间,已不再像永乐、洪熙、宣德三朝那样和谐相处,也不再谈文论艺。这样一种政治局面,已失去台阁文学思潮赖以生存的基础:已经不是颂美、“鸣国家之盛”的环境了。

   与政局变化同步,重要阁臣亦失去对台阁文学思潮的影响力。景泰、天顺、成化三朝,入阁预机务者十九人。他们中有的虽仍持台阁文学观念,但既无新意,创作上亦无甚成就,不具备文坛盟主之资质,如陈循、商輅、彭时、萧鎡、刘定之。我们可以把这一部分人看作台阁文学思潮之馀响。此种馀响,亦文学思潮过渡期之一特征。他们有的人,人品差,为朝臣所轻鄙,文亦无可言者,如万安、刘吉、陈文、彭华、尹直、徐有贞。有的没有文集或者有文集而没有传世,如王文、江渊、许彬、王一宁。薛瑄入阁不足四个月,他以理学名世,诗虽写得不错,但属邵雍体,与台阁体异趣。值得注意的是李贤、岳正、刘珝和虽未入阁预机务而为翰林学士、掌院事的柯潜,他们的文学思想中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他们的文学观念,渐渐地从台阁文学思想中淡化了出来,从重功利转向重性情趣味上来。在他们身上,出现了文学思想转变的迹象。

   李贤(1408—1466)是天顺、成化两朝入阁预机务的重臣。他在为杨溥的文集作序时虽然也还提到文章的政教之用,提到文章的台阁气象,但是,他在《行稿序》中,却特别地提到诗的性情趣味:

   诗为儒者末事,先儒尝有是言矣。然非诗无以吟咏性情,发挥兴趣。诗于儒者似又不可无也。而学之者用功甚难,必专心致志,于数十年之后,庶几有成。其成也,也不过对偶亲切,声律稳熟而已。若乎辞意俱到,句法浑成,造乎平易自然之地,则又系乎人之才焉。[5](卷七,行稿序)

   这段话有几层意思。一是“诗为儒者末事”。这是先儒之言。二是他认为要吟咏性情与发挥兴趣,还需要诗。在这一点上,他没有强调诗的政教之用。这一点很重要。这一点,也反映在此后诗歌题材的选择上。三是诗必须做到辞意俱到、句法浑成,达到平易自然的境界。这第三点,就关系到诗的艺术特质问题了。在《跋赵子昂书陆士衡〈文赋〉》中,他特别从艺术的角度肯定了《文赋》的价值所在:

   文章虽为末技,不专心致志则不得其妙。观陆士衡《文赋》一篇,虽曰形容才士作文之趣,实写其平生肆力文章之功,非望空想像亿度而为之也。其用心之劳可知矣。虽然,圣贤之文则异于是,何也?有是理则有是文,无是文则是理有缺,苟有所作,不为无用之空言;况摅发胸中所蕴,一气流通,如风行水上自成文耳。所谓有德者必有言,非末技也。末技云者,词章之文,士衡所赋是也。然造其妙者亦寡矣。若士衡者,顾岂可少也哉![5](卷九)

   在这里他说了三个问题。一是说,《文赋》是陆机的创作经验之谈,非凭空想像之说。我们都知道《文赋》谈的是一系列的创作问题:物感、想象、灵感、构思、语言的表达力、写作技巧等等,是文学自觉意识的出现、文学创作长期艺术经验积累之后的产物。它强调的是文学的艺术特质,与功利说是完全不同的。二是说,圣贤之文与《文赋》所说的不同,不同就在圣贤之文是理与文一气流通,是一体的。虽说有德者必有言,但如果没有文,理就无从表达,文同样很重要。三是他把圣贤之文与词章之士之文分开来了。先儒说文章是末技,李贤认为,末技做得好也不容易,因之陆机《文赋》自有其价值,不可少。

   显然,在李贤的观念中,功利说淡化了。他开始重视文学的艺术特点了。

   岳正(1418—1472)也曾入阁预机务,他也有儒家先道后文的传统观念,但是,他的文学思想中,更多地带进了庄子的重自然、重性情自然流露的思想。他所理解的此种自然流露的性情,与杨士奇们所追求的“性情之正”的性情,已经不同了。他在《九日感怀诗序》中说:

   人之于忧乐,有可已者,有不可已者。可已者以人,非忧乐之真也;不可已者以天,忧乐之真也。[6](卷四)

“以人”,是说人为的忧乐,非出于本性之真。他解释说:“嗟乎,世之人未尝无忧乐也,穷则慽慽于贫贱;达则衍衍于富贵,所以为忧乐者,率以人也。”人的自然本性为物欲所遮蔽,所忧所乐,皆出于人为,而非自然纯净之本心。而所谓“天”,则是指性之本然。此一种之思想,实来自庄子。③ 岳正认为,只有出于自然之本性,没有外在的束缚,才会有真性情的表达。此种出于本然之性的忧乐之情的发泄,才会是不可已已的。岳正这篇序,是为陈缉熙写的。他说陈缉熙的感怀诗“感时序之易流,叹年龄之将迈,抑郁懣结之怀,其能已乎!是故风木势变而死者勿作,可忧也;时命方蹇而生者勿显,可忧也;鹡鸰载分而兄弟勿守,可忧也;摽梅云实而伉儷勿时,可忧也。忧于心,宣于声音,成于言辞,畅于节奏而为歌诗,亦固宜矣。”[6](卷四,九日感怀诗序) 为生死亲情而忧而乐,为人生际遇而忧而乐,皆人性不可抑止之本然,故不可以已已。天顺中他左迁钦州同知,在诗作中就流露出了感伤失落的情思,如《夜雨呈同志》:“雨中灯火夜堂深,无限闲愁损客心。献玉不逢经双刖,屠龙学得破千金。生逢邓禹应相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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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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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研究》(广州)2008年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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